03：59-60），因此，就业政策的成果可能显得微不足道。

    与政府所希望的创造超过60万个工作岗位相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3：59）估计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就业效应仅为15万～30万个新岗位。根据劳动和社会部的一项研究，到2001年为止大约因此新创造了30万个岗位，占这一时期新增工作岗位的18%（Ministéredel’emploietdelasolidarité2002）。有一个积极的效果可以完全归功于工时的缩短：它在经济高涨时期加速了景气性失业的降低。但是结构性失业是否因此而得到降低，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有关于此的结论（OECD2003：59）。自1999年起完全可以大书特书的就业增长无论如何也很难被归功于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实行，相反，它更应被归功于经济发展的总体的良好态势。因经济发展而新增的工作岗位是工时缩短就业效应的五倍多（Trumbull2002：12）。

    从社会民主党的角度作出的评价也是莫衷一是。在保持全面工资平衡的情况下缩减工时，在追求工人运动的这一传统目标之外，工作岗位事实上也能够被创造出来。尽管为此付出的成本很高，但每周35小时工作制对于2001年为止的以经济景气为条件的就业增长只作出了些微贡献。从业人员中主要是大企业员工从工时缩短中获益。高技能工作人员和妇女对每周35小时工作制尤其给以正面评价，而低技能人员和男性则可能对它更持有怀疑态度（Ministéredel’emploietdelasolidarité2002）。此外，雇员们不得不在缩短工时的框架内接受其工作时间更大的弹性。每周35小时工作制主要在低收入者中受到拒绝，因为他们通过加班来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因此变小了（OECD2003：57）。对于下层民众来说，每周35小时工作制只是一种有条件的成功。通过众多的部门和企业的协商，社会关系得以改进，工会的作用得以提高（Milner2002）。但这种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值得向往的效果，因政府在此之前与社会伙伴的糟糕关系而被削弱了。原先的提高失业保险和普通社会保险来筹措每周35小时工作制经费的计划，引起社会伙伴对这种国家干预的强烈抗议，企业雇主的反对尤为强烈。雇主协会甚至多次以退出“对等制”为威胁，从而使法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支柱成为问题。事实上，雇主要求至少进行一种社会重建（refondationsociale），也就是说对社会关系的根本改组（Brunhes2000；Kaufmann2001；Uterwedde2001a）。

    社会党下野后，接任的资产阶级拉法兰政府在2002年提高了每年允许的加班小时数，降低了加班费，企业因此只需以稍高的成本就能使其员工再度每周工作39小时。此外，每周35小时工作制扩大到员工少于20名企业的强制推广被中止。与有些人的期望相反，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几乎将不会留下每周35小时工作制是左翼政府的遗赠的印象。

    针对青年失业的项目：扩大公共部门就业若斯潘在他的第一份政府声明中把所许诺的青年就业项目称为一项“绝对优先的项目”。针对18～29岁青年的“新服务――青年就业”（NouveauxService-EmploisJeunes）项目相应成为政府首批措施中的一项（Neumann1998）。一方面――与从前的实习项目相反，较长期的工作岗位应被创造出来，期限暂定为五年。另一方面，为了创造长期的工作岗位，新的就业领域和职业特色（新服务）应被开发出来。目标是通过公共手段创造从前在市场上既无供给、也无需求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未来的雇主（国家、公益协会、地方政府机构）合作拟定了这些新职业的特色。这样应能避免现有的工作岗位被替代掉。通过这种方式新生的职业有包括在问题严重的城区、教育行业、体育及环境保护和旅游部门的社会工作。每个工作岗位被补贴法定最低工资的80%，这一项目的就业人员的平均收入为法定最低工资1.2倍（有关评估参见：Bellamy2002a）。2001年7月，项目被决定延长6年。到2002年初为止，共有28万个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Giran2002）。这个数字从项目一开始就高于青年失业人数的减少。官方统计数据仍只把年满24岁以下的失业者计为失业青年，而2001年项目参加者的40%年龄超过25岁（Bellamy/Gélot2002）。假定2002年初的28万就业者也是同样的年龄结构，那么其中168000人年龄不超过24岁。因此――至少从数字统计来看――这一年龄组失业率的大幅下降几乎完全可以归功于青年就业项目。

    然而，预计创造的70万个新工作岗位的目标远远没有实现，通往第一劳动市场的桥梁因此没有被成功地搭建起来。差不多1/3的青年在此措施到期前找到了另一份工作，但只有约5%在私营部门（OECD2003：55，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