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行政管理的结构也在扩大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的框架内得到重组。对于人们所要求的更大程度的去集中化以及社会伙伴和乡镇的更多的参与，90年代初实施的结构重组已经给予重视（Hackenberg2001：236-238）。项目的合并使乡镇与劳动和收入中心（CWI）一起在项目组织实施中兼顾地方特点成为可能。但也有人批评，乡镇的自主权还是像从前一样太小。他们反而建议：《求职者就业法》的项目资金全部转入乡镇基金，以此把劳动市场项目完全交到地方当局手中（OECD2002a：71）。

    通过1996年的改革，劳动局大大加强了对难以介绍工作的失业者的关注。这在非全职工作介绍所以及其他私营工作中介的数目众多的背景下能够看出。荷兰4%的从业人员在非全职工作介绍所“就业”，这一比例在欧盟高居榜首（Storrie2002）。私人中介机构接纳了大部分容易介绍工作的失业者。这一发展主要出现于“紫色联合”时期（Visser2001）。

    去规制化与灵活化每周工作时间不到1/3的就业者不能领取社会保险金的法律直到1993年才被废除。库克政府随后采取了诸多措施，以使劳动市场结构更能适应新的就业形式。低工资领域、非全职工和定期合同的工作岗位受到特别扶持。其基础是工会和企业主之间达成的协议：1993年的《新方针》（NieuweKoers）和1996年的《灵活安全性》（FlexibiliteitenZekerheid）。1995年起，新的劳资协议保障定期合同的从业者在工作24个月后有权成为固定员工，参加企业养老金。这一协议也是一项新立法的基础。1997年起，有定期合同的雇员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确认。相反，对正式劳动合同的解雇保护却被放宽了。试用期被延长，雇主解雇更为容易（Visser/Hemerijck1998：68-69）。其他的灵活化措施涉及商店营业时间和工作时间的法律限制。同时，对夜间和周末工作的限制被取消。新的劳动时间法只确定了每周工作时间、加班、夜班和周日班的中期上限。企业主能够根据情况灵活调整短期的工作时间（Kleinfeld1998：130）。

    1999年，有关劳动时间和解雇保护的《灵活安全性法》（Flexicurity）生效。解雇保护的新规定反应了正常就业关系的一种轻微的灵活化。与此相反，非全职合同工和“代职”自雇者的权利被一步加强[ZW（]两年之内签订了三个连续的合同后适用正常的法定解雇保护。[ZW）]（OECD2000b：59-60）。2000年的《工作时间调整法》使企业主有义务满足雇员延长或减少工作时间的愿望，只要没有经营方面的特殊理由。

    此外，为了减少低技能者的就业障碍，政府采取了工资补贴的形式。1996年起，提供不超过法定最低工资115%的工作岗位的企业主获得社会保险费津贴（Specifiekeafdrachskorting，SPAK）。这些津贴使劳动成本降低了10%多（OECD2000b）。一年之后，政府提出第二个项目（t-SPAK），保证减轻收入为最低工资的115%～130%之间的低收入者所在的企业主的税负。

    小结社会伙伴在灵活化和非规制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部分立法是把双方的安排制定成成文法典，其前提是工会内部在《瓦森纳尔协议》之后所确定的从工资增长转向提高就业的优先选择的转移。但为了达成这一新取向，福利国家的全面危机和强大的政治压力也是必需的。

    尽管荷兰用于积极劳动市场的支出与瑞典和丹麦并列为欧洲最高，但这些项目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荷兰就业奇迹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参见Keman2003；vanOorschot/Abrahamson2003）。评估表明，人们预期的通过劳动和收入中心取得的激活效果有些微不足道（Terpstra2002）。通过如社会保险费津贴之类的工资补贴创造的新工作岗位看来也非常有限。但这些措施有利于提高劳动市场的易入性，因为大部分获得社会保险费津贴的工作岗位雇用了失业者。荷兰积极的就业成就主要归功于特别由妇女从事的非全职工作岗位的飞速增长。高达120万人的就业增长主要是因为90多万个新增的非全职工作岗位的出现。

    可以看出，这一群体中最大的增长出现于每周工作时间20～34小时的岗位。非全职就业人员的性别构成同样清晰：与新增的70万名非全职就业妇女相比，男性非全职就业人员增加20多万人并不算多。这种发展既不是有意的政策行为的结果，也不能用某一种孤立的因素来解释。20世纪80年代工会缩短工作时间的策略，迫使母亲从事非全职工作的儿童照管的缺乏，以及至少不“惩罚”妇女就业的税收规定，这些构成了不断增加的非全职工作的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初，非全职就业人员养老金候选资格的限制和无权要求社会救济金的做法已经被大联合政府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