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蓝图。另一个专家委员会――公共健康护理委员会（RaadvoordeVolksgezongheidenZorg）――在2001年1月同样发布了一份卫生医疗大改革的大纲。这些建议被政府吸收，它公布了自己的第一个改革计划。但根本性的改革一直到“紫色联合”结束也没有出现。因此，人们能在卫生保健政策领域中看到与社会保险领域的相似之处。长期以来什么都没有发生，小打小闹的改革一直没起作用，巴尔克嫩德第二届联合政府直到2004年才通过了规模较大的改革方案。

    养老金政策方面的发展同样一目了然。由于法定最低工资直到1995年都未随工资增长而提高（因为过高的非活跃性/活跃性比率），国家基本养老金的金额也被冻结。但由于那条70%的规定（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从前劳动收入的70%）继续存在，只是那些没有企业年金的人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这些人得到了一笔一次性的补助款。在“紫色联合”时期只出现过一次针对《国家养老金法》（AlgemeneOuderdomswet）的直接改革：社会保险中雇员养老保险费的上限在1997年被确定为18.25%。与此同时，一个储蓄基金得以设立，预计将来出现的赤字由它提供经费。政府承诺每年增加基金投入，其中大部分来自因国家债务减少而节省支付的利息。2020年以前，基金只能存入不能支出。荷兰养老体制中相对较轻的费用压力应特别归功于硕果累累的财政政策。由于审慎的预测一再导致盈余，国家性的资本积累形式的养老保险能够通过储蓄基金得以实行。特别是由于自由民主人民党严格坚持支出限制，这一政策才成为可能。

    小结“紫色联合政府”时期荷兰的社会政策的突出特征是社会福利体制中激励结构的融入及社会保险组织的全面的结构重组。激励结构首先被纳入到无工作能力保险和病假津贴保险之中，因此，人们最有可能从这一方面对这一措施的成果作出评价。截至2002年，救济金领取者的人数并没有明显减少，因此这一优先目标没有实现。但通过（部分）私有化，同样意欲达到的降低行政费用的目标却实现了（Muffels/Dirven2001）。

    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的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荷兰社会福利体制的组织结构。1995年之前，社会政策由社会伙伴双方来组织安排，吕贝尔斯政府由于社会伙伴的反对未能实现任何改革。通过“紫色联合政府”的改革，政治上干预社会福利体制的能力明显提高了。虽然发生了令人瞩目的结构性变化，但在荷兰社会政策中也呈现出法团主义的相反的一面。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改革才被引领上路。并且，开始的两个改革步骤驳斥了共识民主漫长但因此而有效解决问题这一论点。通过允许私营的社会保险代理而放开市场的第一项措施很快被重新取消，因为有关“市场化”的规模既没有在联盟内部也没有在社会伙伴之间达成一致。特别是工党对市场的全面放开持怀疑态度（Muffels/Dirven2001）。在保险机构这一层次上，2002年开始生效的改革在制度上既没有顾及社会伙伴，也没有顾及私营企业。相反，其管理由一个中央级别的公共机构负责。在重新融入措施的底层（培训、转岗以及再教育），市场则被放开，其竞争通过委托者与受委托者的严格分离而被制度化了。通过就业和薪酬中心（CWI），（部分）无劳动能力者和社会救济领取者也成为了（重新）融入项目的目标群体。即使改革的可持续性尚待证明，社会政策的趋势却是日渐明了。荷兰社会福利体制的消极特征在“紫色联合政府”时期被削弱了。工作福利（Workfare）在荷兰一跃成为新的社会政策的范例。

    尽管如此，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平衡还是得到了维持：1996年1月1日起社会救济金的降低是唯一的一个“紫色联合政府”直接削减社会福利的例子。但间接上，因最低工资调整的中止或较低水平的法定最低工资的调整，一些与其金额相联系的救济也被稍稍降低了。但总体而言社会福利削减并非“紫色联合政府”的突出特征，最低工资的年度增长从1997年起超过了年度通货膨胀率。荷兰失业者的工资替代福利位列丹麦和卢森堡之后，仍一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第三名（OECD2002a：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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