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亨克斯

    20世纪80年代末，瑞典社会和经济的特色以及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的突出的政治作用遭到怀疑（例如：Beyme1992；Pontusson1997）。但瑞典社会民主党（SAP）自1994年再度接掌政权以来至今仍然执政，其宏观经济指数表明可以重新把瑞典模式称为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那么，1994年入主政府后，瑞典社会民主党是否的确成功地重新追求了一种特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呢？

    瑞典社民党的纲领基础和政策遗产由于自1932年以来在政治上的绝对支配地位，瑞典社民党有能力把它的纲领设想转变为政治计划，由此创造出使其行动逻辑能够植根于民众的价值和观念范式中的长期的制度安排（Rothstein1998）。“社会民主党工程变成了全民工程”（Schmid2002：207）。如果人们认为福利国家结构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的话，那么，这些结构如今还决定着具体的政策计划及其问题的规模。“瑞典人民之家”（Volksheim）的规范性核心是一种以全面的平等和团结为目标的政策（Arter2003：87）。不同的作者对于这种政策的各个方面作出了不同的描写，但在所有描写中有三个方面是相同的（例如Forslund1997；Johansson1999）：

    第一个支柱是拥有高水平全民保险体制的福利国家和被扩建了的公共服务，后者依靠税收筹集经费并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服务。第二个支柱是特征鲜明的积极劳动市场政策，目标是使全体民众加入到劳动过程中。公共（社会）工作在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承接了妇女们的“家务活”，从而使她们能够进入职业生活。最后，第三个支柱是资方和劳方顶级联合会之间工资协商的一种高度集中的结构，收入上的不平等在这里借助一种平均主义的工资政策得到缓解。社民党在20世纪80年代对其政策进行了轻微的调整。社民党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强调在过去就已经被遵行的限制性财政政策，依靠瑞典克朗（SEK）贬值16%的供给性政策来促进增长。虽然此项政策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是非常成功的，但是随着其前提条件比如工资克制以及资本流动控制的消蚀，最终还是归于失败，这从一个方面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

    由于这一失败，20年代80年代末在瑞典社民党的领导层中在有关社民党纲领的目标确立方面开始了一种思想转变。由于调控可能性的减少，特别在以手握大权的谢尔-奥洛夫?菲耶尔特为部长的瑞典财政部为稳定物价而考虑寻求外部支持。这种考虑通过以下方式得到了落实：瑞典克朗与欧洲货币单位“埃居”（ECU）挂钩，政府申请加入欧盟（Aylott2001），这对日后政府的行动背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政治行动背景的内部变化与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相比，瑞典社民党与工会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变化。相对于在公共服务及私营部门职员中日益强大的工会联合会――瑞典专业职员联盟（TCO）和职业联盟协会（SACO），亲近社民党的工会联盟（LO）的力量衰弱了（Hernes1991；Vartiainen2001：35）。1990年，全面抑制物价上涨和工资增长的计划因工会的反对而失败。这造成财政部长菲耶尔特，甚至首相卡尔松的辞职，尽管他随后很快重新组建了政府。此后，1991年大选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少数政府。社民党和工会联盟之间的“玫瑰战争”（waroftheroses）（Arter1994）引起党和工会关系的强烈降温。但是，就是这样一种令社民党政府遭受重大失败、并因此使资产阶级接掌大权成为可能的“创伤”，却导致工会联盟后来重新接近社民党（Aylott2003）。因此，1994年社民党执政开始时，工会注重自己的言行力图避免使这种关系再度受到重创，不让对某些措施的反对升级为危及存亡的争执。

    瑞典的政党竞争也因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策上的左右路线分歧在20世纪90年代（Arter1999：161）结构化了。政党制度内部最重要的变化是冷战结束后开始的共产党最终向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型。虽然它早就被视为社会民党执掌政府的可能支持者，然而自“玫瑰战争”之后，正是在社民党的领导层中出现了一种对其可靠性的明显怀疑（Madelay1995：426）。但当这一政党抛开了其共产主义的遗留负担、在福利国家的议题中强调一种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时，它已经成为对社民党失望的选民的现实替代。

    在分散的资产阶级政党系谱上，除了最大的保守党（温和联合党，ModerataSamlings-partiet），还有自由党、基督教民主党和中央党。在一些方面，尤其自由党和中央党与采取一种超越党派的偏右政治取向的社民党更能有共同点。由于瑞典对少数政府的接受，社民党在缺乏绝对多数的情况下不需要组建正式的联合政府，而可以设法组成一个“议会立法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