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1问题背景：不断攀升的债务

    从1991到1993年间，在预算政策方面的问题压力急剧上升。1994年9月大选获胜后，社民党面对以持续的财政赤字和高额国家债务为特征的不利形势。

    原社会民主党政府与资产阶级政党在1990-1991年间一致通过的税收改革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税收改革分为两个步骤，主要内容为：

    ――企业所得税从52%降低到40%；

    ――对收入高于184000瑞典克朗者征收统一的20%的所得税，这一界限值每年比照生活水平指数提高；

    ――资本收益统一课税30%；

    ――趋同和提高各类间接增值税；

    ――实行间接的能源税；

    ――提高不动产财产税。

    所得税根据两级税率征收：扣除较低的免税金额之后，个人收入所得税由地方按比例税率征收。税率可以由乡镇自己确定，全国平均税率约为30%。对高收入者另外统一课以20%的税（也就是说，最高税率约为50%）。因此，瑞典在1991年就已经实行了对劳动收入和资本收益的区别征税体制，即二元所得税方案（Cnossen1999）。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即社民党的税收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根据税收竞争理论发生了变化。

    主要的改革措施于1991-1992年生效，由于在直接税税率降低的同时提高间接税和扩大税基，改革被认为不会影响税收收入。然而事实很快表明，这次税收改革减少了约为国内生产总值1%的财政收入，这也是由于从1991年起国内需求和税收收入都普遍降低了的缘故。

    税收改革的影响与经济危机的影响的同时发生，使国家的中央财政背上非常沉重的负担。除了景气性的税收减少，开支扩大、增加的利息支付以及用于保障银行安全的国家担保的费用也对赤字的增长负有责任。

    8.2.2目标：是就业扩大、还是预算巩固优先？

    瑞典社民党在竞选中把财政危机作为议题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它点破了失业与赤字的因果关系。在预算巩固与就业促进的优先顺序的确定上，出现了一幅矛盾的画面。一方面，人们认为降低失业率应当是政策的首要目标，它会缓解财政的紧张状况（Widfeldt/Pierre1995）。同时，社民党又提出了平衡预算的目标，这一目标必须优先于就业措施和降税。由此，社民党虽然就其两个目标作出了表述，但没有说明其时间上的优先次序。为了缓解因选民预期而形成的压力，社民党在竞选中宣布将大幅提高税收以稳定预算，但同时承诺废除前任资产阶级政府的某些福利削减措施。更具体来说，这一计划以一个由增税和削减组成的一揽子方案（“佩尔松计划”）的形式出现，其金额约为600亿瑞典克朗。候任财政部长约兰?佩尔松在一次采访中说，“如果这还不能解决问题，就必须继续采取措施”。由于这一计划中约100亿瑞典克朗建立在国际债务利率降低的基础之上――这基本上是不现实的，措施的强化被认为不可避免。公众感知到的的主要是对高收入者征收额度为工资5%的附加税（美其名曰团结税），在父母请假照顾患病子女的法定保险中引入一个不受理赔的等待期以及对股息进行双重征税。

    8.2.3政策：整顿国家财政的钢水熔池政策在1994年大选获胜之后，为实现财政整顿的目标，瑞典社民党政府采取了削减支出和提高收入的混合措施。支出削减首先从社会福利领域开始（见下），而收入的增加主要靠提高税收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第一届议会任期（1994-1998年）以预算巩固措施为标志，而第二届（1998-2002年）则是谨慎的财政扩张政策。

    1994-1995年与左翼党的合作除了竞选中承诺的取消资产阶级政府在社会和劳动市场政策方面的措施（见下），新政府于1994年11月提出了追加财政预算，这一预算主要包含了增税措施：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引入针对最高收入者的第三种即25%的税率；

    ――不动产财产税从1.5%提高到1.7%；

    ――提高私人养老保险税；

    ――重新实行对股息的双重征税。

    如已经协商好的那样，社民党得到了左翼党对这些措施的支持。两党都藉此实现了其选民的期望，遵循了主要通过对高收入群体征税来提高财政收入的传统的左翼政策。而两党同样达成一致的社会支付转移和税收累进界限值的指数化以及提高雇员缴纳的社会保险费3%等开支削减措施则涉及所有收入群体。人们可以断言，社民党在执政开始时在完全受国家干预的税收领域实行了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

    在1995年1月情况已经表明，付诸实施的预算巩固措施还不够充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预算巩固计划，情况将会变得更糟。

    1995-1998年间中央党的支持政府于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