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亨克斯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公众和学术视野中，无论是丹麦福利国家制度还是丹麦社民党（SocialdemokratietiDanmark，后文缩写为SD）显然都笼罩在邻居瑞典的阴影之下（Heinze/Schmid/Strünck1999）。直到接近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丹麦政府的成就，特别在就业政策方面的成就才为其他欧洲国家所认识，丹麦一跃成为其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效仿的模式（例如：Schmid/Sch？nemann1999）。对丹麦社民党1993-2001年间的财政、社会和就业政策的研究会得出启示，这些政策对于丹麦成就的取得起到了哪些作用。

    总体行动背景丹麦拥有一院制的议会。丹麦自1973年选举大地震（Nannestad1998：81）以来以极其分散的政党体制为特征。自此，丹麦议会最多的时候由10个政党组成，四个传统政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和激进自由党）的重要性被削弱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在政党谱系的左右轴线上对这些政党进行划分，并把它们归入两个阵营。两个阵营之间的选民摆动相对较小，而阵营内部选票的流动却很显著。在1973至2001年之间，所谓的中央党（激进自由党、中央民主党和基督教人民党）对于组成政府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它们占主流的社会自由主义或社会保守主义取向，对于它们来说，无论与右翼还是左翼阵营的合作都是可能的。

    丹麦政党生态的分裂导致了其特有的“极端的少数议会主义”特征（extremeMinderheitsparlamentarismus）（Eysell1996）。1973到1993年，没有任何一届政府拥有议会多数，历届政府都不得不为单个的立法计划在议会中寻求支持。使少数政府的稳定成为可能的带有明显妥协色彩的政治文化使得这一切变得更加简易可行。

    丹麦社民党在政党竞争中的地位从来不像其瑞典的姊妹党那样具有支配性，尽管如此，它仍然不失为丹麦政党制度内的重要一极。理论上，一个由社民党领导的少数政府能够在左翼政党和政治上的中间政党中寻求对其计划的支持。由于议席比例关系，两个政党的同意在多数情况下已经足够。与此相反，资产阶级阵营在组建政府时必须使在理念方面深度分裂的政党谱系――从极右翼一直到中间政党――统一起来。资产阶级政党在移民、欧洲和社会政策方面部分相反的纲领取向加大了它的难度。

    在政治经济背景之下，丹麦的工资协商制度中于20世纪80年代得到长足的发展。由于出口导向型的五金工会宣布取消至此所实行的“团结的工资政策”，导致了集中化的工资协商制度的瓦解。它以一种“集中化的非集中”（centralizeddecentralization）的新型体制的形成而告完结（Dueetal。1998）。因此在社民党执政伊始，丹麦已经拥有一种相对灵活的工资协商制度。此外，丹麦的工会已于1987年在社民党之前把经济民主等主题从议事日程中划出，并且在一份与雇主联合会的《联合声明》中主张实行一种以供给和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政策。这份社会协议最重要的革新内容是就以下问题达成谅解，即未来的工资增长不允许超过任何一个主要贸易国的增长幅度。工会以此接受了竞争的逻辑，并保证了随后几年工资有节制的提高。

    顶级联合会在社会体制的改革前夕仍然一直参加三方会谈，例如，为工伤人员创造劳动岗位的会谈。但双方的行动都处于明显的“等级阴影”之下。在这样一种“等级阴影”之下，像丹麦国家的这种泛利型工会尤其倾向于全体一致的行动。

    20世纪80年代末的纲领修正1982年，丹麦社民党政府下野。下野背后隐藏着这样的考虑，即“暂时”在野休养生息，以便能够因资产阶级预期实行的紧缩政策而在下一次大选中获得更大的成功。这种行为并没有得到选民的奖励。1984年，资产阶级政府首次在任期赢得大选胜利。尽管1988和1990年社民党的选票增长非常可观，但它得不到其他政党的支持来接管政府。

    原因也在于它们对社民党纲领取向的拒绝。无论1977年的《基本纲领》还是1987和1988年的《竞选纲领》都烙上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的印记。也就是说，社民党在其中明确支持宏观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要求经济民主。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竞选纲领中，经济政策方面的取向发生了转变。一方面，它涉及到党内的一种新调整；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因出于向其他政党自荐为联合伙伴的利益考虑，而得到了强化。

    平等和充分就业的基本目标部分获得了新的涵义。充分就业首先应通过为企业减轻纳税负担从而改善供给条件，以及通过有节制的工资政策实现。只有这样，经济增长才能得以实现（SD1989）。

    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被继续视为平等政策的保证，机会平等这一突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