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给人们增加任何直接收入。

    社民党自执掌政权以来，在社会服务方面遵循了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即通过增加支出来改善社会福利。每年协商确定的追加资金被投入社会护理、教育和健康领域。1992-1999年间，这三个领域支出的增加占服务支出增加的2/3.在1997年就已经提交的计划“丹麦2005”中，政府承诺，为了完成这一领域未来的任务，国家的开支有必要每年增长1%。同时，公共就业被缓慢和持续地扩大。

    虽然社会支出因此在名义上不断增加，但国家财政支出比率基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仍然降低了。不过，这种扩张的方针在公共部门的就业上则表现得很清楚。与国际趋势逆向而行，丹麦公共就业率反而进一步提高了（从占总就业的29.1%提高到29.95%）。

    1993-2000年间，公共部门的就业增加了42000人，其中约4000人在护理、卫生保健和教育服务领域。在儿童照管方面，由于更多的资金投入，受到照管的儿童人数从1992年的40万名增加到1999年的60多万名。

    国家供给的扩大也反映了社民党党内在这一问题上的僵持。在20世纪80年代，社民党及其领导阶层还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私有化。然而自从执政之后，党的领导阶层采取了实用主义的立场。因此，针对通过供求结构（Purchaser-Provider-Struktur）来调节其某些社会服务的乡镇，政府不持异议。社民党传统派的“圣杯”不是就业政策，而作为国家职责的社会服务的突出意义。在这一点上，传统派受到了公共服务中的工会的支持。社民党政府通过加强国家服务遵循了这点，但它没有禁止乡镇一级已经存在的符合市场需求的规制措施。

    小结丹麦社民党觉得没有必要对社会政策结构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因为社会福利体制几乎没有对经济生产能力产生负面的影响。

    ――在社会政策中，社民党追求了一种近乎传统的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策，这种政策由于慷慨的经费支持被进一步扩展。

    ――在提前退休金改革中，也未进行结构性的变革，只不过更长时间地从事工作的激励得到加强。为了提高就业率，这一政策不可避免，否则已经几乎不可能还有什么就业潜力能够被开发出来。

    ――对社民党来说，不存在任何改革养老保险和大型服务项目的激励，因为它们首先基本上没有造成财政问题，其次，它们在政党竞争中没有原则上的争议。

    ――与此同时，丹麦社会保障体制构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行动背景。它是普遍主义的、税收筹资的体制的原型，几乎没有给经济竞争能力和就业增长造成负担。

    丹麦福利国家还一直拥有一种大方的普遍主义的取向，它被社会民主主义的执政党保留了下来。国民的人均社会支出显著提高，与此同时，需要接受经济情况调查的那部分社会支出只在最低限度上增加了一点（见附录）。相反，服务增加部分所占的比重上升――即使只是稍稍上升。教育支出示范性地说明了社会投资的取向。丹麦的数字说明，高社会支出与高教育支出并不相互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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