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不能反映到我们的研究总结之中。

    以失业率和就业率等指数衡量，就业政策的结果看起来如何呢？如果说六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就业率上还呈现一幅相对异质的画面，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则分化成两个小组。四个国家（丹麦、瑞典、英国和荷兰）或者成功地恢复了原来的高就业率水平，或者甚至提高了参加就业的人数。荷兰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主要是因为非全职工作的扩大。法国和德国的就业率在2002年则低于其他四国，即使在法国尤其能够看到一种上升的趋势。

    在失业率上出现几乎完全相同的画面。在这一方面同样形成了两个小组。法国和德国一方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积极的发展态势，但其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丹麦、英国和荷兰一方失业率从2000年起低于6%。瑞典在1997-2001年间使失业率减少一半，但此后失业率再度上升。在就业政策的绩效总结中重现了在税收和预算政策方面所呈现出的国家分类：四个在就业政策方面比较成功的国家与绩效明显令人失望的法国和德国相对。但事实也表明，四个成功国家的措施并不完全相同。这些措施的不同效果也可以通过其他就业指数（长期失业率、青年失业率、妇女就业率）得到证明。

    长期失业率指数特别展示了丹麦和瑞典超越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一份良好的成绩单。积极劳动市场政策的悠久传统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非常低的失业率，只有英国通过其去规制化的劳动市场政策才能在短期内实现这种低失业率。荷兰在“紫色联合”时期令人瞩目地使失业率降低了20多个百分点。法国也出现了长期失业的小幅减少，而在德国这一比率几乎未变。

    对于执政时期结束时或者对2002年状况的标准化处理，就业率和失业率方面因各国所特有的计算方法产生的百分比偏差以六个国家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对于变化指数，使用了执政开始和结束时（或者2002年）的两个指数的百分比之差值。在两种情况下，正值表示更低的失业率或者更高的就业率，负值表示更高的失业率或者更低的就业率。

    1994年，法国和瑞典的青年失业率达到最高值。然而两国都成功使之下降。荷兰同样如此，但是在初始水平低得多的情况下。在这三个国家中都有针对青年的劳动市场项目。在妇女就业率方面，两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在90年代初就已经能展现出比长期失业率方面还好的成绩。瑞典和丹麦能使其超过70%的高妇女就业率得以稳定，而法国和德国只取得极小的妇女就业率增长。荷兰则通过扩大非全职工作，成功地使妇女就业率取得如此巨大的提高，以至于它从1994年在所研究的六个国家中的最低值（57.7%）跃居2002年的第三（68.3%）。

    如果像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样将就业政策中的两个核心指数（失业率和就业率）合并在一起，人们同样能对就业政策绩效分为两组进行评价。在这一政策领域中，主要是荷兰在执政时期结束时展现出高于平均水平的正值。德国和法国的数值与财政政策的数值相比下降得还要明显。虽然法国取得了一些进步，相对理想的数值所表明的那样，但它仍然一直和德国一起拥有绝对最高的失业率和绝对最低的就业率。英国以一种与财政政策方面相似的相对较佳的初始状况为开始，但在程度上未能实现类似于荷兰或丹麦的改善。这导致了英国2002年非常一般的就业政策状况。即使就业政策绩效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特别的意义，但对其就业政策的评价不能与对其社会政策措施的评价割裂开来。这应在第三个分析步骤中进行。

    社会政策按照众多著述者的说法（Elsenhans2002；Fligstein2000；Scharpf1999），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在社会政策方面不如在其他政策领域强烈。因此，人们可以预料到各国间社会政策的趋同程度较低。我们的研究尤其证实了各民族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中所采取的措施的路径依赖性。主要由保费筹资的体制和主要由税收筹资的体制之间的差别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工资附加成本的就业抑制效应，保费筹资的体制面临特别大的改革压力（Scharpf/Schmidt2000a）。由于人口变迁，医疗卫生和养老金等转移支付集中的领域尤其受人关注（参见第二章第3节）。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在这方面面临特有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他们的拥护者和选民期望一种有利于社会保障的政策。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和财政政策的原因，正是在这一领域中改革势在必行。六个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的重要政策措施在下面两个表格中被列举出来。

    在像丹麦和瑞典那样拥有被大力扩展的、以服务为导向的卫生保健体制的国家中，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使卫生保健和家庭政策中的首创措施与扩大就业相结合。丹麦社民党长期为公共部门中就业的扩大而奋斗，瑞典社民党在第二届议会任期间推行在国家卫生保健服务中提高就业的项目。这两个政党均以现有的已经被扩建的国家服务部门为基础推行其就业政策。它们试图稳定国家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