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支付，瑞典社民党甚至试图削减转移支付。此外，这两个政党还特别努力加强国家在老人护理和儿童照管中的责任。而在社会转移支付领域中，政策更多地被打上了努力稳定支出、而不明显降低社会保障水平的印记。

    英国新工党的政策是矛盾的。布莱尔政府虽然特别提高了对家庭和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国家转移，但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集体保障的低水平。在通过税收宽减将社会救济融入税收体制的做法中，新工党的市场取向又一次得到展现。卫生保健政策得以与这种取向分开。财政保守主义起初占据上风，政府从1999/2000年起在国民医疗保健服务系统（NHS）中采取增加支出和扩大就业的策略。

    在社会保险国家德国、法国和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首先被打上了稳定支出的印记。由于社会伙伴对社会保险的参与，改革进展得极其缓慢和琐碎。在这三个国家中，降低工资附加成本的经费负担更多被转移到税收上，雇主们的社会税负担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减轻。然而，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改革只在荷兰获得成功。荷兰改革中的主要工具与其说是救济金额或领取标准的改变，不如说主要是社会保障组织的结构性改革。由于一些社会保险种类的大部分被私有化了，荷兰的政策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特征。

    与此相反，无论法国还是德国的社民党都未能成功地落实限制支出的全面改革。不论是法国社会党还是德国社民党，都没有成功地实现对卫生保健制度的动态成本控制。法国社会党甚至通过全民医疗保险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护。德国社民党在其养老金改革的框架内实行对自愿的资本积累的补充养老金的国家扶持。而法国社民党不敢冒险进行必要的养老保险改革。总的说来，这两个政党都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使消极取向非常明显的社会福利国家转向更具激活性的社会投资国家。

    竞争成分的强化和私有化丹麦和瑞典服务支出的比例在高的初始水平的基础上继续提高。人们还能在荷兰看到更大的提高，但这三个国家服务支出的提高主要是因为用于失业的货币转移救济的减少（由于下降的失业率）。斯堪的那维亚地区的服务集中型福利国家一方与重点在于货币转移救济的德国和荷兰一方之间的二分仍然存在。

    斯堪的那维亚福利国家在具有更大的社会服务权重的同时呈现更强的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倾向，这种猜测在教育支出方面得到证实。

    只有在瑞典和丹麦，2001年教育支出高于1995年的数值。在其他四个国家，它或者停滞，或者反而下降。在瑞典和丹麦，每年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出德国、英国和荷兰两个百分点以上。在这两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中，高度的社会保障与高“社会投资”相伴生。

    如果人们根据受贫困威胁者的比率（Armutsgef？hrdungsquote）来研究六国社会政策的总体社会结果，丹麦、德国、荷兰和瑞典显示了几乎相同的数值。只有法国和英国在2001年以15%和17%的比率明显高于其他四国。社会救济的再分配效果主要在瑞典表现出来，在社会转移支付之前，它显示了高于英国的受贫困威胁者的比率。

    在比较社会政策绩效时，需要参考的两个核心指数是人均社会支出（以1995年不变价格计算）和社会转移支付前后受贫困威胁者比率的变动。

    对于执政时期结束时或者对2002年状况的标准化处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人均社会支出和社会转移支付前后受贫困威胁者比率的变化因各国所特有的计算方法产生的百分比偏差以六国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对于变化指数，使用了执政开始和结束时（或者2002年）的两个指数的百分比之差值。在两种情况下，正值表示更高的社会支出和社会转移支付造成的受贫困威胁者比率的更大幅度的降低，负值表示更低的社会支出或社会转移支付前后受贫困威胁者比率的更小的变化。

    英国尽管拥有六国最高的发展值，在2001年仍一直表现出最糟的状况。在新工党的领导下，无论在社会转移支付前后受贫困威胁者比率的变化上，还是在人均社会支出方面，都出现了显著的增长率。由于在丹麦和瑞典社民党政府从一个高的初始水平出发，在这方面的提高几乎不再可能。荷兰和德国在社会转移支付后受贫困威胁者的比率的降低方面相差无比，但荷兰用于社会保障的人均支出更低。

    执政政策总评：不同的工具，不同的结果在比较性的考察中清楚地表明，各国社民党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传统的政策工具。然而，并没有一种共同的前后一致的新政策模式可资借鉴。社民党政策多层次的趋同和分岔表明，无论如何，“第三条道路”都没有作为一种新范式而得到实现。相反，这些措施的趋同之处从财政政策、就业政策到社会政策逐渐减少。

    总绩效由各国特定的原状和变化的数值计算得出。

    在财政政策方面，人们能够看到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为预算巩固和竞争敏感领域税收政策所同时进行的努力。然而即使在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