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的失业者由一个共同的工作介绍机构管理，但主要是社会保险国家在制度上的保守力量推延了有关措施的执行。与之相反，瑞典和丹麦政府在其主要靠税收筹资的社会福利国家中更可能采取单方行动。在瑞典，在养老保险内引入义务性的资本积累成分没有遭遇任何制度障碍；而在德国，这方面的尝试主要因强制性的资本积累的做法在法律上原本就与保险原则相悖而未获成功。只有荷兰同样在这方面是个例外。改革长期因社会伙伴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一份专家报告表明由社会伙伴共同负责的无工作能力保险被滥用，这在公众中引起轰动。荷兰政府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于是，削弱社会福利体制中社会伙伴的自主权、加强国家的干预能力成为可能。因此，荷兰保费筹资的福利体制被逐步改造，以致它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被划入“保守主义的”福利国家类型。

    劳动市场的高规制密度是对改革政策的行动空间的另一种制约。规制化的劳动市场被社民党的核心选民和工会当作经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的成果来捍卫。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社民党政府都不敢冒险采取重要的去规制化措施；在法国，共产主义的联合伙伴甚至敦促更多的规制。荷兰又一次成为例外。在瑞典和德国，劳动市场只是在“边缘”上被安排得更有灵活性（非全职工作、微薪工作）；而在荷兰，对所有就业者的解雇保护规定被放宽了。如果人们认为，一种规制程度低的、宽松的劳动市场在景气高涨时期加快了失业人数的减少，那么丹麦和英国的社民党有幸能从前任政府的改革中获益，而不必苛求去降低自己选民的保护权。即便在新工党接受《欧盟社会宪章》而进行轻微的再规制化并满足了其选民的利益之后，英国的劳动市场仍然明显比德国的劳动市场更具灵活性。联邦德国动作很小的去规制化措施就已经激起了工会的激烈反对。

    政治遗产和接掌政府的时间点何时接掌政府以及上一任政府已经实行了哪些措施，这对于一个执政党的策略选择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在接掌政府的时间点方面，民众对巨大的问题压力的认知是推行广泛的改革政策的资源。所以，如果不以20世纪90年代初在民众中骤然被察觉的财政危机作为理由，瑞典社民党本来是不能向其支持者说明严格的预算巩固方针和社会福利削减的正当性的。由于上一任资产阶级政府因相对瑞典国情而言前所未闻的高失业率已经声名狼藉，瑞典社民党一直被认为是“小祸根”。在荷兰和德国，政府能够利用在两件单独的事件中民众对劳动市场政策和社会政策中显而易见的不当管理的愤慨，克服此前的改革障碍（荷兰布尔梅耶尔委员会报告、德国联邦劳动局有关求职者工作介绍的统计）。总的说来，人们能够察觉到，采取不受欢迎的措施的意愿，显然只有当问题被认为非常巨大以致肯定会在下次大选中败北时，才会存在（参见Zohlnh？fer2003d）。但只要景气效应还能掩盖住结构性的改革赤字，政府就不会觉得有任何冒险与其传统选民和工会冲突的理由。

    然而，法国和德国的社民党也必须与前任政府给它们遗留下来的巨大的改革障碍而斗争；而在其他国家，一些不受欢迎的改革已经被实行了。英国的情况尤其如此。英国在保守党政府的带领下坚定地走上了市场自由主义的路线。当新工党获得权力时，劳动市场已经被去规制化，从福利到工作的原则已经被引入。布莱尔政府因此对于适度强调社民党的特征拥有充足的活动余地，而没有限制经济竞争能力，使社会福利体制负担过重。

    荷兰工党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社民党同样得益于前任政府的措施。在这些国家中，税收体制已经根据全球化市场的新条件和税收的流动性要素的提高而被调整。在那里，社民党不必再经受有关优待流动性的收入来源（二元所得税）与降低企业税的党内冲突――与德国和法国相反，在这两个国家，这样的措施或考虑遭到把再分配目标作为责任的党内左翼的批评。在荷兰，工党在大联合政府中与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一起通过了社会福利领域削减的决定，它至少因此能分散责任。在丹麦，对失业者义务的强化同样已经在一个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中得以通过。因此，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接掌政府责任时，对传统社民党政策的部分抛弃已经被付诸实际了。

    与此相反，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调整过程在德国和法国则几乎未曾开始。在这两个国家，税收体制在社民党接掌政府之时并没有充分地向国际竞争看齐，社会福利体制还没有根据人口变迁的挑战进行调整。此外，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尔政府和朱佩政府最初发起的改革的社会抗议表明，在缺乏长远和一以贯之的改革计划的情况下，民众（还）不会接受相关的调整措施。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民党最终成功地从反对党变为执政党，也同样是因为它们把自己塑造为福利国家的捍卫者，并断然拒绝节约措施的实行和社会福利的削减，以及部分否定了改革需求。两个政党被选举为执政党并不是为了让它们去加速改革进程；相反，选民的目的是为了阻挠改革。这使它们后来在开展自己曾经动员反对过的那些调整的过程中举步维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