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在20世纪结束之际，社民党的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开始了。有几年的时间，欧洲大部分国家都由社民党执政。在如英国和德国那样从前保守党或基督教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国家，这些选举成就尤其是与一种社会觉醒的气氛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政府觉得自己在20世纪晚期面临着特别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速发展的全球和欧洲市场一体化以及人口、职业和生活世界结构的变化，使政府面对显然不同于20世纪中期时的任务。差不多在20年之前，弗里茨?沙尔夫就已经非常有远见地把它们断定为“决定社会民主党政治命运的问题”：“无论如何，在不久的将来，只有明确接受世界经济的全部刚性框架条件，进而明确接受国内经济行动可能性的界限，社会民主党才会有塑造经济政策的机会――但它只有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即使只能作为‘一个阶级之内的社会主义’才能被实现的情况下同样坚持这些目标时，才能赢得其机会。”（Scharpf1987：335-336）。

    国别研究业已表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这一决定命运的问题的回答明显不同。人们能够从中分辨出三种特殊的政策模式：传统的、现代化的和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党。传统社会民主党坚持传统的目标和工具，现代化的社会民主党为达到传统目标而使用新工具。在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党中，不仅政策工具经受了一个改革过程，而且目标系列也发生了变化。人们怎样才能根据这些挑战来总结这三种类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策塑造能力呢？

    英国和荷兰（有限度的）的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党，力求把融入劳动市场作为其执政政策的中心出发点。英国和荷兰工党没有致力于寻求经济安全和通过社会政策性的转移支付制造更多的结果平等，它们首先依靠经济压力和财政刺激去鼓励民众接受工作。几乎在所有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市场机制都越来越多地得到使用。或者社会福利国家结构被私有化，或者市场激励被建立。这种政策在财政和就业政策领域卓有成效。但它也存在不足之处：对于虽然履行了一切义务却仍然找不到工作岗位的人，新工党治下的英国也只不过提供一种最低生活保障。没有带薪工作的人，也不会从以加入劳动市场为中心的英国社会福利体制的税收减免和其他社会救济中受益。这并不是偶然的，它反而与通过融入劳动市场以达到社会融入的有意识的策略相吻合。在荷兰，“荷兰病”通过“圩田模式”造就的就业奇迹得以治愈。这不仅能从下降的失业率，而且也能从史无前例的妇女就业率的提高和非全职工作的增长中看出。这一广受赞誉的模式的反面，一方面表现为越来越大的收入差别，即使这种差别在国际比较中仍然一直很小。另一方面，无工作能力者的人数如同从前一样极高。非商品化的传统目标在两党的目标序列中被放到了最后。这至少在英国的例子中是一种有意识的范式转移。新工党和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们从规范上和经验上论证，非商品化趋势导致搭便车、经济效率低下、社会排斥（sozialeAusgrenzung）和代代相传的贫困等现象的出现。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道路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中既缺乏经济效率，也无社会公正可言。这两个政党都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变化了的经济框架条件，但其推动力却不相同。新工党在接掌政府之前已经经历了一段长期持续的现代化过程，其结果是一种根本的纲领革新。一系列的选举失利和保守党给新工党提供的通向政治中间的巨大的活动余地促进了这一进程。但它实质上是受工党自己控制的，内容因此是自由选择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党内改革之后，在撒切尔政府期间已经受到削弱的工会也不再是重要的否决者。荷兰工党的情况不同。荷兰的社民党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直在联合政府中。在“紫色联合政府”时期，主要是自由民主人民党能对联合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政策施加显著的影响。因此，荷兰社民党的执政政策起初没有太多地受到自己的纲领方案的影响；这种政策更多的是联合执政过程中妥协的结果。但这导致荷兰工党内部对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策略和政策理解的一次重大修正。自1982年的《瓦森纳尔协议》以来，荷兰工会已经根据因荷兰小而开放的国民经济提前感觉到的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框架条件进行了调整。尽管执政成绩良好，被党员和选民所指摘的荷兰工党规范取向的缺乏在2002年大选中还是成了它的祸患。即使导致英国新工党和荷兰工党社会福利特征褪色的原因和情况有区别，但都是对于融入劳动市场抱有极大兴趣的政策的结果。工作岗位的质量在此居次要的地位。再商品化取代了传统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非商品化――只不过完全出于社会融合的目的罢了。但特别是新工党制定出了全球化时代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一种新范式。旧工党自由主义化为新工党，但这不是法国和德国的传统主义者所批评的“新自由主义化”。托尼?布莱尔在其任期内扩大了公共部门――主要是资金不足的卫生保健服务，实行了最低工资制，最低工资被不断提高。很多措施针对经济状况最差的人们，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儿童。然而，